一直以来，共益权说很受我国学者的青睐，但笔者认为，理论界基于共益权说而为的制度设想中尚存一些认识偏差。本文着重论述股东的期待利益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价值的意义，并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思考。

　　一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何而设？

　　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，亦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。对于立法而言，就是在利益权衡之下寻找其平衡点，商事立法亦是如此。2002年6月，美国国会发布了《公司法的改革法案》，该法案对公司内部治理有了更多的“明令指示”。比如公司改革法案要求公众公司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；审计委员会必须全部由“独立董事”组成；禁止公司向CEO和CFO提供贷款等等。可以说，《公司法改革法案》，使得公权力强大地介入了公司内部的治理活动。

　　回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，其作为一项程序法的法律规范，要论述其设立的价值、思路和方法，常常难免从实体权利上着眼，即股东诉权的基础权利问题。

　　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也遵循这样的方向。这一点，从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定义中可以看到，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的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时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股东代表公司并以股东自己的名义所提起的诉讼。

　　这样的表述，将捍卫公司利益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价值之所在，是大陆法系在移植代表诉讼制度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，即共益权说。该学说认为，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并非是出于对自己债权实现的关心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监督管理层的经营管理，维护公司利益。也就是说，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基础是超越一己利益的共益权。

　　在我国，共益权说很是受到学者们的青睐。“公司利益”成为了制度考量的核心，许多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文章言必称“公司利益最大化”，以至于在我国《公司法》第152条中，把“公司利益受损”规定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必要前提之一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。在《公司法》第152条中，规则的假定条件是“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150条规定的情形的”，也就是说，符合假定条件是启动代表诉讼的前提。那么，第150条是如何规定的呢？“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很显然，第150条规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是“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”，而并非包括之后“给公司造成损失”这一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并非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只有在损害公司利益时，股东才可以提起代表诉讼，而反之就否认或者说是限制代表诉讼的启动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一家方便面公司的管理层打算斥资投向房地产业，中小股东很不满意，因为这并不是他们原先期待的投资方向。但公司管理层给出理由是：据可靠调研，投资房地产包赚不赔，并且大股东们也表示首肯。

　　可见，在这个时候，公司的利益并没有受到“损害”甚至说还有很可观的获益机会，那股东是否可以提起代表诉讼呢？因为管理层没有权力去破坏公司得以成立的“契约”，于公正的理念出发，股东可以提起代表诉讼。但若按照第152条的理解，答案却是背道而驰。

　　再进一步思考，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层面上，若是过分地强调为“公司利益”而诉，就无法达到股东代表诉讼牵制代理人道德风险的功能，即便公司存在着监事会。因此，只看到对“公司利益”的损害是不完整的。作为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人治理模式，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。经营者内部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，有很多条件可以促使他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的情况下发财致富，而不至于被发现、被追究。所以说，在许多“隐蔽”状态下，公司利益并没有受到现实的损害，甚至可以说是获利的。

　　所以，在非常设的股东（大）会之外，就需要有一个股东可以主张权利的制度，那就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。它是一个被代理人监督代理人的机制，尤其是对在股东大会上力量薄弱的中小股东而言，它是保护股东利益不可或缺的渠道。

　　在我国支持共益权说的学者们，往往动辄以“公司利益”作为思考的出发点，这是一种看似尊重公司独立人格，但却是以“共益”来掩盖“私益”的做法。于是，许多学者认为我国《公司法》缺少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限制，会造成股东诉权滥用的现象，从而主张约束股东代表诉讼。比如主张诉讼前置程序中，特别诉讼委员会对终止股东代表诉讼的决定权；诉讼费用担保制度等等。

　　笔者并不否认对股东代表诉讼限制的必要性（毕竟股东的恶意之诉也不乏实例），而是希望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去看待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，不能仅从第152条就认为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缺少规制。　　

　　二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价值是什么？

　　如上所述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价值倾向在于维护股东的利益，而非唯公司利益。因为从本质上讲，无论是股东个人诉讼还是股东代表诉讼，都是股东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提起的诉讼。这里，我们应予关注的股东利益是什么呢？

　　笔者认为，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权利，实则是股东对投资获利的期待权。美国学者斯蒂芬•芒泽在《财产理论》一书中认为，财产应当包括心理维度的内容。而这些众多的维度中，人们的“预期”同样属于财产的范畴。也就是说，“财产的部分心理学维度是个人拥有的法律预期。”当然，财产要等同于某种预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，如果财产是一种规范性结构，如果预期是伴随一定心态进行预测的禀性，以及如果这种规范性结构的存在要求多于这些伴随心态的禀性，那么财产便不同于预期。这样的表述比较抽象，放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上，可以这样理解：股东向公司投入了一定的资本，他们的期许是为了获取利益，这种“期许”是根据他们对公司信息的掌握，对公司将来经营状况的预测而产生的，是与他们投入的资金有一定的契合。他们若认为公司没有太大前景时，就投资得少，他们的期待也就少了；反之亦然。

　　因而股东投资获利的期待权，是有着明显财产性的。纵然不是有形的财产，但它以投入有形的资金为前提，因而其利益性可见一斑。鉴于此，笔者将股东获利期待权作为代表诉讼制度的保护对象，也并非是在标新立异，而是法律已有着对财产期待权保护的先例，即《合同法》第42条就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。这个责任的承担不仅包括直接的损害，还包括受侵害方丧失缔约机会的损失，而这就属于一种预期的利益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所说的股东获利的期待权，并不相同于民法理论中其他一些期待权。比如继承权、附条件或期限的合同权利，这些权利在条件为成就的情况下，是不具有财产性的，也就是它们的期待并不能与财产的“存在必要”所契合，因而不受到保护。　　

　　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价值的倾向应当为股东为投资而获利的期待权。这样的论述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：第一，既然股东仍然是为己而诉，就应当为直接诉讼，如何称之为代表诉讼？第二，既然股东是在为自己的权利而诉，那么是否意味着将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主体同等对待，而不加以特别限制呢？

　　首先，我们应该看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的“代表”，其关键的含义在于诉讼结果的承担，即股东代表诉讼，其诉讼结果是由公司这个主体来承担，而非股东个人。

　　对于民事主体而言，诉讼的最大价值在于明确的权利义务分配。股东仅是“代表”，而公司才是权利义务的承担者，这已完全能够达到代表诉讼程序意义上的价值。

　　第二，笔者认为，对股东代表诉讼的限制，体现的是公司权益与股东权益的平衡，这个平衡应能够使公司在独立人格下顺畅经营，避免滥诉缠身，同时顾及股东作为出资者苛求增值或资金安全的利益诉求。因此，摒弃“共益权”说，正视股东利益，才是对《公司法》建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更为科学与合理的解释。[作者] 常冀若